这是中国国有企业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政治优势。
笔者认为，购买日元与日本国债，虽然会使日元升值而不利于日本的出口，但对日本，尤其是中长期而言，是利大于弊的，而对中国是弊大于利的，是打经济战的错误战术选择水平稍低的应聘者。
高房价对人才和公司的挤出效应同样体现在城市中一群特殊的居民和公司身上——即教授和高校。高房价同时也施加在聘用教授的高校身上，其面临的选择也只能是：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归根结底，教授的收入也是其所创造的财富所决定的（包括学术成果、人才培养、社会公共价值等），这和公司职员的收入来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高房价既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自然结果，但同时也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高房价大大提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以及商务成本，即住房价格和写字楼价格太高。高薪水，才能吸引高水平的人才加盟。
如果公司的利润不足以支撑写字楼的租金以及员工的高工资（其中包含高住宅价格），那么公司就只能选择搬迁或者关门。第四个选项则因为短期成本过于高昂、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很少采用，但也有少数成功的例子，例如浙江大学卖掉老校区、建设新校区。曹鑫（1990-）,男，陕西渭南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2009级本科生。
不同的方式决定不同的路径选择。可是，官方这种大拼盘式的民主论述，未能弭平相关争论。五、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和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首先，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和障碍。他强调程序民主，重视民间组织与公民自身的作用，推崇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充分发挥党组织和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作用，建立和完善现代动态的政治稳定机制。
[27]多数学者认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善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改进代议制，扩大公民直选等方面将是我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宪法学界长期以来就有提倡以司法机关作为宪法审查机关，对宪法进行司法适用的观点学说，这都需要以强化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等司法改革措施为条件。
注释1.秋风所提倡的通儒家、宪政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三统同甘阳所谓的通三统不同。摘要：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学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目标和发展趋势、方式和动力、突破口、阻力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研究日益深入。采取立法措施弥补公民基本权利法律保障方面的缺失。[62]480于建嵘提出，国家政治统一性有所减弱，地方政府不大考虑中央的意见，领导人的地方化倾向严重。
在中央政策出台及形成全党、全国共识之前，政治精英的权衡、学界讨论、草根呼声将会有一个激烈的互动博弈过程。蔡霞认为，探索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不是简单地说谁带动谁、谁倒逼谁。十年前，学界通常认为，政治体制并非基本政治制度本身，而是其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62]任剑涛尖锐地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多头触动"，四处点火，星星之火，从未燎原。
5.例如，王长江：《关于加快推进党内民主的思考》，《中国改革》2011年第7期。本文试就十年间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与回顾，主要取材十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在本土公开出版的论著（包括专著、报刊论文，但不包括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目标和发展趋势、方式和动力、突破口、阻力以及存在问题等方面，分专题对相关论点进行归纳，以便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及其研究有所借鉴。
[57] 三是，各级各地干部和领导同志、各领域专家学者从群众工作的角度思考本地、本职、本专业问题的论著。要求太多，而收获太少。
[48]华炳啸创造性地提出复合民主论与政团三层面民主结构理论：在一院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公意立法权（基于一元战略共识层面之上由人大代表公意行使立法权）与众意审议权（基于公民社会及其多元利益表达层面之上由政协代表众意行使参政审议权）相复合的新型代议制度和基于二元公共政策竞争层面的竞选组阁制等新的政体设计方案。（七）群众工作2011年2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研讨班上总结讲话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同做好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朱龚之争"的核心是"法治"有无姓社姓资之分，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法治"这个概念能否成立。[12]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大部分学者认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调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完善民主制度建设等，是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八二宪法已经运行三十年，未来是否需要进行较大修改，如何修改，如何建立有实效的中国宪法审查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何进行完善和调整，司法改革如何突破。但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民主，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自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经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在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人民民主方面迈出很多小步。使司法机关相对于本级地方党委和本级地方其他国家机关有较大独立性。
同时，相关研究内容还比较狭隘，泛泛研究的较多。马克思的群众观是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根本性的部分。
"重庆事件"虽然暂时政治解决，但其思想根源仍然存在，人民期待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做出相应规划安排，否则人民将会怀疑领导人长期宣称的宪政、民主、法治的真实性，易酿成社会全面动荡。[53] 此后，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参见孙存良：《以人为本：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维度》，《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14]（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是坚持人民民主政体及相应的党政关系体制。[31]有些学者则强调自下而上，例如从乡村的民主选举改革、经济特区的治理创新试点等着手。还有人提出"五阶段说"，把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作为初步探索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全面部署阶段，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调整思路、总结经验阶段，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阶段，21世纪初至今，是深化发展阶段。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高层领导多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求进一步深入、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界目前有三种观点，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两者相结合。
温铁军：《广东发展模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战略研究》，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近期乌坎事件的有关文章。[47]但是，专职化的改革建议，未能获得政治高层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认可。
第二大步是1986年邓小平讲话和1987年十三大后的实践（在1989年终止）4.半城镇化不能有效拉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是要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彻查用人单位对于流动人口保险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情况，要让半城镇人口能够与当地城镇居民一样体面地工作和生活。对于达到一定人口规模的特大城市，建议凡是在城市稳定工作1年以上并参加相应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夫妇给予其本人和子女在相应城市落户：规模以下城市(包括县级市)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对愿意将户口由农村迁往城市的应敞开城门，随时办理城镇落户手续，不再享有对农村土地的承包收益。户籍改革政策，要根据城市规模的大小而区别对待。二是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的重点与城市化建设的初衷的偏离。
实际上.农民工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从而形成了半城镇化现象，近几年我国城镇化率的高速增长，与半城镇化现象密切相关，而且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3.半城镇化在城镇的生活质量难以有效提高。
农民工在城镇工作，干的是最脏、最累的体力活，而工资收入水平低、吃住条件差，参加社会活动少：同时，又要承受不能与亲人团聚的痛苦。半城镇化产生的原因 从表面上来看一是融人城镇有三难，即子女进城上学难、缺少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在城镇购不起房。
建议政府要赋予社区作为半城镇人口融入城镇环境第一责任人的重任，社区要把半城镇人口作为社区成员与其他城镇居民同等对待，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他们创造和谐的城市融入环境。与城镇居民相比，他们多数集中在累、脏、苦、差、险、毒等行业，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时等不公平待遇，并且随时面临失业的局面。
